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并未因为是胡适的入室弟子而像罗尔纲写《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时那样毕恭毕敬，更多是尖刻、风趣与超脱。比如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做政论家的眼光。
当然这些并不影响唐德刚对老师的正面评价，（胡适是）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的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极端的革命党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
对于五四运动，唐德刚与胡适的观点并不一样。胡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对政治，另一方面，却又做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五四运动政治化的结果。唐德刚后来解释道，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折腾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靠几个先知先进带着群盲打打杀杀瓜田分地杀资本家，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业，而不只是解放猪圈里的牲口，让它从张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厨房。
胡适一生奉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唐弟子给胡老师的挽联却是，多研究经济，好研究问题。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奈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先修有关经济学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东来西又倒。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山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这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你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仍是相信：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摘录如下：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止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合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读后大笑，我笑出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