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倒数怎样考上北大的故事的历史故事

险些所有熟悉孙宇晨的人都觉得，他考入北大是个奇迹。
2007年2月，他因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而参加北大自立招生面试时，面试官甚至不知道他所就读的惠州一中位于哪个省份。
在这所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考入过北大的学校里，他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绩始终徜徉在二三十分之间而迫不得已改学文科。此后，他的成绩有所好转，但直到高三上学期结束时，仍然排在全年级１００名开外。
大一时，他在《萌芽》杂志写下《一道论证题》，试图向人们证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定”。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请中学生和他一道证明这道题目。文章宣布后两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１万封信件。
而现在，他即将以北大历史系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结束4年的本科学业。
沉浸于文学世界不可自拔
成绩在全班稳居倒数前十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勤学生”。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投止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影象，大多与网游有关。为了玩网游，他常常装病回家歇息，晚上趁父亲(father)熟睡后溜去网吧，再在早晨父亲睡醒之前赶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之间之间之间“醒悟”，用功学习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他说：“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我的引诱者就是王小波。”
在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引诱”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除了班主任的英语课不方便逃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在图书馆看小说。全班48个人，他的成绩“稳居倒数前十”，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学）、冲汕大（汕头大学）”。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无法掩盖诸多不擅长的学科，数学对于一个专于文史的人来说，真可谓是惨痛的悲剧。”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试成绩，纵然全科挂红灯也无所谓。
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
尽管也许会将棱角冲刷干净
带着二三十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迫不得已选择转为文科生。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时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而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他坚信自己有着过人的才能，而身边的许多同学却“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做题另有何物”。
但现实却不断地给他挫败感，“４００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强烈的挫败感使他开始考虑与常规的升学之路彻底决裂，他开始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一条不是高考的出路。
带着极高的期望，他先后报名参加了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和北京大学的自立招生考试，结果却黯然落选。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块石头的棱角冲刷干净”。
他为自己定下五项要求：第一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一切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是绝对不进图书馆，所有课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得到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是保证晚自修的时间，３小时自动进行应试练习；第五是制订每日的打算，并严酷完成。
带着450分左右的模拟考试成绩和上述五项对自己的要求，孙宇晨进入了高三。他给自己偷偷定下冲刺目标：中山大学，“极限的非分之想”，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王小波的母校。
一年时间成功完成
从三本到北大的冲刺
孙宇晨执行五项要求的初始阶段，成效并不显明。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选择，“就像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他只想活，没有其他的目的了。”在他看来，到了高三的冲刺期，方式已经是次要的，最关头的是态度和保持。
逐步地，他的成绩逼近了600分，但增长势头也就此放缓。他的成绩在590分至600分之间徜徉了好久，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瓶颈期。在广东省，600分左右的高考成绩将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无法考上重点大学。
而就在此时，他得到了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复试资格，事先距离高考另有６个月。
老师和父母都劝他不要去上海参加复试，但孙宇晨觉得自己“理想主义开始重新萌动”，抛下所有顾忌，前往上海参加复试。
事实证明，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顺利拿到一等奖，随后的高校晤面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郁缀和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看中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给予了他参加北大自立招生的资格，可在高考时于录取分数线下20分录取。而这意味着，若想考入北大，他还需要在剩下的５个月内将成绩再提高50分。
此后令他感到神奇的是，他此前最头疼的英语，从参加完“新概念”后的第一次考试起就彻底冲破了瓶颈———此前他的英语成绩从未上过100分，而自那次考试起，就从未下过110分。而其他科目的成绩，也都会在稳步提升。
他之后如此注释这种“完完全全的飞跃”：每个人的潜能其实往往是被太低的自我预期所压抑，而太低的自我预期则源于外在制度压迫。他觉得，应试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分数崇拜，强调全面平庸。“在应试教育话语系统中，所谓勤学生皆是成绩好的，坏学生皆是成绩坏的，分数评价变成为品德代价判断，人格被分数系统不断否定，破罐子破摔也不足为奇了。”在他看来，恰如其分的“新概念”一等奖一定，是成功的关头性因素。
在他前进的脚步中，高考如期而至。他最终考出语文115分、数学132分、英语130分、综合146分、历史127分、总分650分的出色成绩，成功完成为从三本向北大的冲刺。
在北大相对更加宽松自由的学习情况中，他如鱼得水。他先习中文，后学历史，成绩稳居历史系第一。他担任北大西学社社长，代表北大赴荷兰海牙参加世界模拟联合国大会，还曾获演讲十佳称号。
在那篇引来近万封复书的《一道论证题》的结尾，他如此写道：“我相信自己的才华从来没有被应试教育的河水冲刷殆尽，而是我真正成功地挑战了应试教育。最终，我仅仅有两点希望：一是希望有理想的人不要向现实低头；二是希望大家一路帮我做这道题目，我希望它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