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纵火案的儿童搞笑故事

　　1933年2月27日晚上9点多钟，坐落在柏林共和广场的国会大厦突然浓烟滚滚，烈焰四起。一道红光照亮夜空，很快火舌吞噬了大厦的中央圆顶，这座用10年时间建成的巨大建筑物笼罩在浓浓的烟雾和火光之中。接着，国会官员休息室、国会大厅、议员物品寄存问、议会厅纷纷起火。显然，国会失火了。

　　国会失火的最先目击者是21岁的排字工维尔纳塔拉。他在国会着火的一刹那看到有个人影在火光中跑动，于是，立刻向一个往南侧走的警察报告，但警察不予理睬就走掉了。他继续向北跑，终于碰上了气喘吁吁跑来的一名警察和目击者，随即他们向派出所报告了火警。

　　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于9点15分就接到了一位民间人士的报告，巡查部长拉泰特带了两名警察立即驱车直奔国会大厦，但半途这位不知名的民间人士却溜掉了。几乎与此同时，位于林登街的消防总署也接到火警报告，并立即命令离国会大厦较近的第六和第七消防队出动。霎时，国会大厦附近顿时忙乱起来。

　　拉泰特巡查部长指挥消防车准备从南侧的二号便门进去，但这个便门关着，只好绕到北侧，从五号便门进入国会大厦，这时国会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也来了。进入国会大厦，他们便往起火处跑去。拉泰特在现场发现一个火石，在断定是有人故意纵火之后，便带着一名警察跑出五号便门，去请求增援。

　　舒克拉诺维支同另一名警察继续边察看火势边扑火。当他们来到大厦东南部的俾斯麦厅救火时，厅里面有一个人见到他们转身就走。两人立即追过去，端枪高喊：站住！举起手来！

　　那个男人浑身发抖，话音未落便立即停住脚步。为什么放火？舒克拉诺维支问。

　　那个男人情绪激动，脱口道：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一名警察上前搜查男人的裤兜，掏出了传单和护照，传单内容原来是德国共产党鼓动的阶级斗争。护照上贴着一张免冠照片，上写：玛丽努斯范德卢贝，1909年1月13日生，莱登荷兰。逮捕了卢贝之后，舒克拉诺维支拿到钥匙，打开了二号便门。

　　救火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着，在消防队员的奋力扑救下，食堂等处的火势很快被扑灭了，只有会议厅仍是一片火海。9点30~9点45分，议会厅的火势达到高潮，站在10公里以外可看到从房顶喷出的浓烟和火焰。直到11时，大火才被完全扑灭。

　　接到纵火通知后赶来的刑警，在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的指挥下，开始了侦查。刑警们向国会大厦的守卫、职员和闻声赶来的纳粹党议员询问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守卫温特答道：是共产党议员托格勒和凯念。温特又被问到他们离开的时间，他答道：晚上10点。

　　三名纳粹党议员提供的证言是：当天上午，托格勒会见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共产党议员团室许多人进进出出，很忙乱。

　　第二天上午9点30分，身为国会议长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的戈林首先惊慌地赶到国会大厦。10点20分，希特勒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匆忙赶来了。希特勒对一旁的外国记者说道：这是神的指示，我们要消灭共产党人！

　　当夜，德国政府发表通告宣布是共产党人放火烧了国会大厦，并声称纳粹冲锋队在现场抓到的一个名叫卢贝的荷兰共产党员是纵火犯。

　　第二天，希特勒党徒按照早已拟定好的名单开始了大搜捕。希特勒又颁布了紧急法令，勒令解散除纳粹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取缔工会及一切结社、集会。

　　根据魏玛刑法规定，警察对有犯罪之虞的人，只能拘留24小时。可是，纳粹政府一上台，普鲁士邦便修改了这项规定，改为可以拘留3个月，只是附加了一个条件，即被拘留者如有不服，有权上诉到法院。这样，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平主义者、进步知识分子、律师和新闻记者遭到当局逮捕。

　　纵火案发生的第二天，德国共产党议员团团长托格勒在他的朋友、律师的陪同下，去柏林警察厅说明情况，谁知他刚到就立即被作为纵火嫌疑犯逮捕；而凯念则流亡到了巴黎。3月3日，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恩斯特台尔曼也落到警察手里。3月9日，共产国际西欧局负责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因饭店侍者赫尔麦的告发而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两位保共活动家布拉戈伊波波夫和瓦西里塔内夫。

　　很显然，这是个蓄谋已久的阴谋。

　　其实国会大厦纵火案的真正元凶是纳粹头子希特勒。伟大的政治家必须会撒大谎是他的自供状及指导思想。正是这位政治拳脚施展得圆滑透顶、幕后交易得心应手的煽动家与善于制造阴谋的人想出此招。

　　希特勒及其喽罗们为夺取权力，实行独裁，不惜制造出耸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演出了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贼喊捉贼的戏剧场面。他们以此为借口，党同伐异，大权独揽。从此，纳粹德国一步步走上专制之途，并迅速拧紧战争发条，因此，不少西欧现代史学家把这一事件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引子。